隐在杭州（征文·散文）

隐在杭州（征文·散文）

一
　　杭州自古名人众多，仅在西湖边的南山路随意溜达一圈，诸多遗迹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旖旎的风光和人文的胜境，千百年来曾令多少睥睨尘嚣之人产生归隐之心？他们可能刚刚经历过一场宦海风浪的搏击；抑或在日常生活的磨损中积郁已久，现在来到了西湖边，怅望着浩淼的烟波和如画的青山，心头定然是滋味杂陈。其中，绝大多数人只能行色匆匆、心存遗憾地离去了；而有些人却就此留了下来，他们卸下了行囊，掸了掸周身的尘土，像倦鸟归林，浪子还乡。只为和西湖长相厮守，就值得抛付未了的一切。
　　而在这样的隐居者中，只有极个别人被界定为“隐士”。
　　所谓“隐士”，并不泛指所有隐居之人，“须合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南史·隐逸》）。而“隐而不仕”之士，若非“高士”“名士”，也断不能划入“隐士”之列，而只能归位于一种小我的生存形态。况且，从“隐士”中又分出一种，是为“处士”，专指才德并茂、有机会做官却从未做官的一类高士，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故“隐士”之谓，实有特殊所指，绝非一般泛称。历代中国文人都很推崇隐士精神，实际上是寄予了知识阶层对人格独立、气格超逸的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情。他们歌颂“隐士”，仰慕“隐士”，即便自己归隐不得，却乐于在倾圮的精神殿堂里，悄悄地把“隐士”供奉起来，以弥补自我的缺失；还有那些“不得不隐”之士（以屡试不第、最终放弃科考的士子居多），也把古来公认的著名“隐士”作为追随的偶像和精神的导师。于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旧唐书·隐逸》）便成为他们的价值依归，一旦确立了这样的标准，即便名利尽失，终身苦寒，也被自视为一种“澡雪精神”（庄子）而在所不惜。
　　隐士们总是以对现实社会的背离姿态，匿迹于众目烁烁之外，他们结庐一山、一水，便避开了车马之喧、人声之沸。他们满腹才华，志存高远，却不屑与市侩俗客合流；他们闲云野鹤，以诗酒自娱，独对清风明月，看破人间世相，洞晓千古玄机。
　　他们绝不会在正史中占据突出地位，有关他们的记载也往往只言片语，但在文化心灵史上，他们却导致了最为强健的精神构成。忽略了他们，一切都将矮上半截，短去盈尺，甚至面目全非，魂魄尽散。
　　杭州自古以“隐士”名号流传后世、存有确切行迹且形成风光名胜的，大致有严子陵、林和靖、俞曲园等人。只不过，严子陵并没有落脚在西湖边，而是寄情于同属杭州的桐庐富春江一带。且让我按由近及远的年代顺序，逐一搜寻俞曲园、林和靖和严子陵三人的隐士踪迹吧！
　　二
　　被誉为“西湖第一楼”的俞楼，是清代经学大师、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字荫莆，号曲园）当年的住所和“诂经精舍”（讲学地），现辟为纪念馆。
　　俞曲园生于清朝渐趋衰颓的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他30岁中进士，随后入翰林院，授庶吉士，亦曾担任国史编修及河南学政等职。但仅过了七年，即遭一位名叫曹澄庸的御史弹劾，罪名是“出题试士，割裂经文”。在此我们不必去探究事情的由来曲直，我们只需知道，这八个字的“罪名”直接导致了俞曲园被削职归田的后果。这对于37岁的俞曲园似乎是令人沮丧的命运之神的捉弄，一般人遭此劫难可能从此消沉、一蹶不振。但对俞曲园而言，却是人生一大幸事，也是他日后成为大学问家的重要拐点。仕途的大门被突然关闭之时可能带来的是眼前短暂的漆黑，然而灵魂的透光却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内心的所需，俞曲园由此获得了再生之力。他退隐到杭州，结庐在西湖边，以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递进和突围。从俞曲园后来达到的成就看，难说那位告状的御史不是他的“命中贵人”！
　　由于有了大量空闲的时间，加之湖光山色、纸上烟云的朝夕供养，俞曲园反倒心神疏旷，宠辱皆忘。他埋头钻研学问，神游八荒，而且著书立说，佳作迭出。《日损益诗集》《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专著接连问世，收在《春在堂全书》的各学科著作达数百卷之巨，如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生命的枝头。曾国藩曾对同年乡榜的李鸿章、俞曲园做过如此比较：“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莆拼命著书”。可见志趣不同，人生道路亦不同。羸弱的朝廷赶跑了一名小小的官员，却为中华文化史输送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大师级的教育家。
　　由于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俞曲园先后受聘于苏州、杭州的多家讲堂。他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余年，非常享受于这种教书育人、无所羁绊的生活，常自感“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受业弟子中，吴大徵、章太炎、徐花农、吴昌硕、张幼樵等人，皆成为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其实宦海浮沉，从无定数，一时遭挫、重被启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然，在俞曲园隐逸杭州期间，就有多位官员推荐他出来重新做官，这不啻是复出的良好时机，但偿如此，俞曲园就算不得“隐士”了，好在俞曲园的态度是坚辞不就，且避之不及。他写过一对联句，是其心迹的真实袒露：
　　生无补于时，死无关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
　　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曲园的舍弃是彻底的，他建构了新的自我。他的生命历程，可以打消很多人对“隐士”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群消极厌世、无所作为的怪人。其实稍加深入，即能发现真正的“隐士”是从生命的另一个层面来完善自我，实现担当；是从无法合流的外部世界向真实的内部生命勇敢回归。它必须建立在极大的付出和不计后果的投入之上，才能坦然应对生存的考验；才能在五光十色的名利场外自甘寂寞、艰难求存。在历史上，有些隐士甚至为此而付出了生命。试问，有多少人做得到这一点？而历史上也不乏一些蓄足了资本、退避山水的所谓致仕者，虽有文采和学问，且常常仿效隐士，岂非贻笑大方？
　　俞曲园一直活到了86岁，葬于杭州三台山。他的后人中，也出了像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这样的人物，为其曾孙。
　　三
　　一座孤山，高不过数十米，却承载丰富，蕴藉深远。目下主要是以清乾隆皇帝的行宫（康熙帝亦曾于此设行宫）而名世。景区内多处设有玻璃罩，以保护历史的遗迹，实际上无一处是完整的留存，但上下错落之间（原行宫规模远远大于现在），仍能窥见当年皇家园林的奢华气派。只不过，我要提及的这个人物，要远远早于清朝，而是要回到一千多年以前，他曾隐居孤山，达20年之久，且从未迈进一步近在眼前、繁华热闹的杭州城。
　　他叫林逋（字君复，谥号和靖），生于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园967年）。父早亡，遂家贫，常为衣食而忧，但他发愤苦读，学识超群，却不慕世间荣华，年纪轻轻，便崭露高士风骨。
　　别人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好谋个一官半职；林和靖读书，却一不为科举，二不求进身之阶。他终身不考、不仕，而愿意做个散淡闲人，归隐之士。其中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孤高恬淡的秉性使然；二是他作为吴越遗民（吴越王钱俶为避免战火而纳土归宋），与宋朝始终心存隔膜。虽然他30来岁即以道德文章名扬士林，但却十分看淡，有一阵子辗转飘泊各地，后选定孤山为隐居之所。
　　林和靖生性淡泊，却情趣古雅，风神潇洒。他平日里喜欢植树（尤其是梅树）、采药、垂钓；也时而吟诗、作画、奏琴。他终身未娶，却有一样奇：以所植之梅为妻，以所养之鹤为子，这便是“梅妻鹤子”的由来。每当梅花盛开，他便踏雪赏梅，饮酒赋诗；而两只仙风道骨的白鹤，跟随其后，形影不离。如果有客来访（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文人），而恰逢林和靖外出，家童便会在亭台间放出白鹤，林和靖在外一见白鹤必棹舟而返，与客见面。这样的画面，相信会令很多当代文人神往不已。
　　林和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尤其是写梅花的诗，空灵婉约，影影绰绰。仅录两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倒是他对写诗的态度，十分超脱，属于随写随扔型，而不在乎能否流传、有无诗名，故存世诗作并不多。却有一首绝笔诗，可谓一生节操的活画：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林和靖几乎是文人格调的代名词。就连苏东坡、欧阳修、梅尧臣对他也是充满了钦佩之情！他来到孤山，开垦一片荒芜，筑起心灵的居所，性灵每在西湖的烟波间运行，诗思常向青山和翠林。他以梅影化解寂寥，与白鹤日夕相伴，做隐士做得如此物我谐和，浑然冲融，而仿佛是一种高妙的享乐。他也很豁达，豁达到虽然自己鄙夷官场，却结交了一批官场中的朋友，当然几乎都是文人；他很清贫，清贫到要等梅子成熟时，每天包上一包拿去出售，以维持一天的生活支出。但他真的穷困吗？非也！厮守一座诺大的孤山，种树养鹤，吟诗作画，又可谓奢侈之极。这样的人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等一可爱的人物，能化困苦为乐趣；变悲吟为唱歌；枯燥无味到他那里就是活色生香；寻常“梅鹤”与之相伴便组成了“亲密家庭”。
　　他死后，就连那个被他一生回避的朝廷，也不得不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杭州太守李谘甚至一身素服为他送葬。后来，绍兴作为南宋临时都城之时，宋高宗赵构为建观之需，下诏迁出孤山的所有坟墓，却唯独保留了林和靖的墓。以后各代都重修过林和靖的“放鹤亭”（关于林和靖养的鹤，传说在其死后，也于其墓前悲鸣而死，人们把鹤葬在墓侧，是为“鹤冢”），康熙帝亲书“舞鹤赋”立碑于亭中。
　　这个终身不仕的林和靖，反而被各朝的庙堂如此看重，想必定非他之所愿。所谓“白云千载空悠悠”，人不就是一朵浮云吗？轻轻地飘来又飘走了，至于后人怎么看待，绝非逝者之事了。作为“处士”，林和靖并无功业；而作为一名文人，林和靖却始终象征着一种超凡的存在，一如长空皎月，空林足音。
　　四
　　驶上杭千高速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便到了桐庐县城。这是我第二次来此地，而上一次来的我，还只是一个兴冲冲的酷爱写诗的少年人。
　　除了慕其山水，也自然慕其人物，黄公望、郁达夫、叶浅予，都属当地产的大文人墨客。然而桐庐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却是一位名叫严子陵（名光，字子陵）的隐士，且并非当地人。只是因为他曾垂钓于富春江畔，便引得无数后人前来凭吊，顶礼膜拜。据查找相关资料发现，历代歌颂严子陵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作者几乎囊括了自西汉以后的所有一流文人，如果列举出来该是一份长长的名录，暂且省略。但有那么几句，堪称描摹严子陵的代表性文字，出自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古代所有的高人隐士中，严子陵应该是最典型的人物之一。
　　他年轻时便声名遐迩，曾与一位仰慕他的学子刘秀一同外出求学，以道义相结交。后来刘秀举兵反王莽，严子陵积极支持；再后来刘秀成了光武帝，严子陵却改名换姓隐居了起来。光武帝常挂念严子陵的高尚品行，命人画像到处张贴，多方查找严子陵的下落，终于把身披羊皮袄在一处沼泽边垂钓的严子陵给找到了。
　　于是请他出来做官，帮助治理国家，严子陵坚辞不受，却躬耕于富春山，也经常去江边钓钓鱼，过着闲散不定的生活。建武十七年，严子陵又被征召，仍然一口回绝，直到八十高龄终老家中。
　　这个故事似乎反映出两个方面：一是光武帝胸襟博大，即便遭到严子陵的冷遇和“冒犯”（比如他曾主动拜访严子陵，请他担任高官，严子陵却卧在床上，不理不睬，十分怠慢；还有一次他们同榻而眠，严子陵把腿压在光武帝肚子上却呼呼大睡，光武帝也毫不计较），他也能以朋友的旧情为重，且始终敬重严子陵，耐心等候严子陵。若是其他皇帝，怕是早就动了杀机。严子陵死后，光武帝也深深为之惋惜和伤感；其二，正因为有光武帝这样的帝王，反而映衬出严子陵的高贵气格，试想，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三顾茅庐，任严子陵怎么孤傲清高也该被光武帝感化了吧？但他却坚如磐石，来了个终身不仕。宁做山野村夫、江边钓翁，也不做富贵中人、皇帝宠臣。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可以说，严子陵和光武帝共同成就了这段传奇故事，缺一则失之完美。而历代文人之所以清一色地表达对严子陵的崇仰之情，我想是因为他真正体现了隐士精神的某种极致，也使得很多蝇营狗苟之徒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或也使“贪夫廉，懦夫立”（美好愿望的成分居多）。所以严子陵这个“处士”成了历代文官心目中人格形象的最高化身，因为他已经超凡入圣。
　　一座小小的钓台，在七里滩富春江澄澈的绿波之中，显得如此高古静穆，而周边起伏的山峦，据说正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取景由来。两千多年，从钓台前静静地流淌过去了，而无数次，舟楫远远地向这里漂来，承载着雾蒙蒙的眺望，和一颗颗虔敬的心灵，他们是朱熹、王阳明；他们也是谢灵运、李白和陆游。他们都来向这位伟大的隐士投递自己的灵魂，倾吐自己的衷肠。
　　如果我们越过杭州，放眼更广更深的地域和历史，就会发现隐士精神的渊源汇集，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尊尊嶙峋伟岸的风骨：不受尧帝禅让的巢父和许由；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的伯夷和叔齐；急流勇退、泛舟五湖的范蠡；天地闭、贤人隐的嵇康；先仕后隐、采菊东篱的陶渊明；安于贫穷、乱世无为的庄子等等。
　　他们，安坐在皑皑的雪峰之上，使仰望的目光永不迷失，使精神的国土照进雪亮；他们，大音希声，近乎神圣，却从来不曾散失投向我们心灵的灼灼光源。 共 5160 字 2 页 首页12下一页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