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沈尹默（散文）

雕刻沈尹默（散文）

一、百年书法第一人
　　民国初年，书坛有“南沈北于”之称。“北于”是指陕西人于右任，“南沈”则是浙江人沈尹默。有意思的是，北人于右任从南方的复旦大学毕业，而南人沈尹默不到30岁就做上北京大学的教授。于右任入门时崇而拜之的赵孟頫是沈尹默的老乡，而沈尹默在受到陈独秀的批评后，以临写北碑铸就厚重、古拙之风；于右任初入赵门之后，同样改攻北碑，并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他们都经历了中年变法，于右任将魏晋笔意融入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沈尹默近50岁时，致力于行书，形成古劲透逸的书风，从而“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徐平羽语）。
　　这一百年，是中国近现代两位书法大师争妍、竞秀、斗奇的一个世纪。他们不同的风格与相似的经历表明，一位大师的炼成需要传承，需要变化，需要融汇，需要创新。
　　两位同时代的书法家没有因为并列至尊，而互相贬损、攻讦；相反，他们相惜相敬，推重于心。抗战期间，两人同在重庆，波澜壮阔的于佑任和蕴籍多姿的沈尹默相映生辉，拿唐宋古文的“韩潮苏海”一喻，差可套用为民国书坛的“于潮沈海”。于佑任还送过沈尹默一本王世镗写的《爨龙颜》，但沈尹默觉得与自己“性情不合”，没有刻意去学。
　　1963年，沈尹默80诞辰，暌隔海峡两岸，于佑任仍然辗转送来贺寿墨宝。画家傅抱石专门为沈尹默的大寿作《镜泊飞湖》八条屏。傅抱石在画作上的大胆创新震撼了沈尹默，他当即命名为“抱石皴”，称赞傅抱石山水画的皴法独具一格，前无古人。为了让《镜泊飞湖》成为真正的绝品，沈尹默特意将于佑任的墨宝装裱在画堂上，再加上自己的题记，如是这幅巨制愈益气势磅礴，奇伟壮丽，以致于后来膺品甚众，弄得拍卖市场风生水起。
　　在此一年前的1962年1月24日，于佑任作歌：“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望（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深深的乡愁，书不尽意，唯有歌哭之。而在此一年后的1964年11月10日，于佑任逝世于台北。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于佑任和沈尹默难分伯仲。但沈尹默早年即有“民国帖学第一”的封号，当时碑派旗手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沈尹默后来刻苦习碑，贯通篆、隶、楷、行、草于一脉，其书清润中见汪洋之势，隽秀里透刚劲之力，笔锋墨意越过同乡赵孟頫，直逼宋代米芾门下，比于佑任的宽博潇洒似更胜一筹。
　　200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评定“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沈尹默名列其中。有人列出建国后书坛五位大师级人物，沈尹默居首，另有沙孟海、林散之、谢稚柳、启功四人。还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有四大书家，沈尹默同样没有缺席，另三位是康生、郭沫若、齐铭燕。排名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无论你如何排名，那个总不会落下的，理所当然是公认的翘楚了。
　　我们再往前走，有些严格到只拈出一位的，竟然也是沈尹默居多。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同是著名书法家的谢稚柳评价沈尹默：“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而出其右者。”中国历代书法家自清代末叶何绍基后，收入《辞海》者仅有沈尹默一人。1944年，《世界美术辞典》主笔、荷兰人高罗佩称沈尹默是中国民间“第一大书家”。
　　沈尹默的书法艺术让人想到他必是一个倜傥风流、神采飞扬的人物。然而，事实却是，沈尹默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高度近视的牵制。他自幼患沙眼，久治不愈，后来近视高达2000余度，又患上白内障。医生作出的鉴定是：左眼无用；右眼上方、中间也不能见物，唯右眼下方尚有视力。他不仅认不清对面的人，而且每写一件作品，必得旁人协助，如果没人指点他在哪里落墨，他就会把两个字写得重叠。
　　“国宝”级书法家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苦练出来的。
　　
　　二、诤友陈独秀
　　沈尹默89年的人生，历经清末29年、民国38年、新中国22年。沈尹默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他早期的字虽然也很有名，但馆阁习气较浓。
　　馆阁体在明代又叫“台阁体”，属于官方使用的一种书体，特指楷书，它强调书写的规范、美观、整洁等共性因素，因久成习，千字一面，看上去呆板乏味、毫无生气可言。但馆阁体对书法基本功的磨练还是卓有成效的，故不能一概抹煞。明清时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不用馆阁体，而用行草答卷，当上举人的可能性便极小。所以，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读书时，还有一句俗话：“字是敲门砖。”我小时候就被父亲逼着练过欧体，馆阁影响的彻底消失是在电脑出现之后。
　　少年沈尹默从唐楷欧体入手，一直练到25岁。他一边学习古体诗词，一边摹写正楷，朝着传统书生的方向发展。1906年夏天，沈尹默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在故里湖州已经写出了不小的名气，很多商店争着延请他写店名商号。第二年，家境不太丰裕的沈尹默受聘到杭州浙江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结识青年诗人刘季平。两人唱和酬应，成为挚友。
　　刘季平自号“江南刘三”，其人尚气谊，重然诺，胸怀侠义，常有奇行。1903年5月，青年革命家邹容出版振聋发聩的《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被誉为“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革命军》的自序刊登在章士钊主笔的上海《苏报》。6月29日，《苏报》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第二天章太炎即遭清政府逮捕入狱，邹容出于义愤，自动投案，被毒死狱中。邹容遗体弃置在“化人滩”荒冢地，就是这个刘三，冒杀身之祸，将邹容遗体偷运回自己的住所黄叶楼，为其营葬。章太炎感慨道：“刘三真义士，愧杀读书人。”
　　1906年重阳，刘季平邀沈尹默和他哥哥沈士远到黄叶楼喝酒，从上午11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沈尹默不善饮，喝至微醺，他请辞回家，即兴写了《题季平黄叶楼》：
　　“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
　　第二天，沈尹默把这首诗送给刘季平。刘季平得了沈尹默的好诗不算，亲自铺开宣纸，要沈尹默把它写下来，贴在书房里。几天后，他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陈独秀来访，看到了墙上沈尹默的诗和字，便向刘季平索要沈尹默的地址，翌日敲开沈尹默的房门，大声喊道：“我叫陈仲甫，昨日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
　　沈尹默没见过这架势，几乎未睹其人先闻其声，闻的又是刺耳之声。他心里一阵尴尬。但转念一想，是呵，我用的长锋羊毫，不能提腕，馆阁气息太浓，确实算不得好字；平日听到的都是捧扬，自己飘飘然，陈君此言真如当头棒喝！
　　沈尹默和陈独秀也成了好朋友，时相过从。1914年，陈独秀到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还非常想念杭州的诗酒浓情，赋诗曰“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陈独秀的棒喝使沈尹默猛醒。沈尹默是那种外温内热、外柔内刚、极有韧性的人，他一立志则发愤异常。他知道要改变过去的坏习惯和坏习气，必须抽刀断水，从零开始。他索性把自己当做一个初学者，从执笔做起，“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每天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写一字；等干透，再和墨稍浓，一张写四字；等再干，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这样，一张纸发挥了三张纸的效用。
　　三年后，沈尹默专注于六朝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清各家精品，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终至脱胎换骨，其书俗气滤尽，风骨挺立，一派生机。练到这个程度，沈尹默才转向他后来藉以铸成大家风范的行书。
　　沈尹默从不掩饰对陈独秀的感激之情。半个多世纪后，他回忆陈独秀的这一次“酷评”，仍感到“音容如在目前”。1917年某日，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尹默在琉璃厂附近忽遇陈独秀。老友重逢，喜不自胜。沈尹默问陈独秀为什么来北京，陈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本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沈尹默连忙把这一信息告知蔡元培校长，因为他获知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他认为陈独秀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要沈尹默赶紧力邀陈独秀，沈尹默便三赴陈独秀所住旅馆。第一次去，一向果敢决断的陈独秀颇犹豫，他说，我没有学术头衔，也从未在大学教过书，能否胜任，不得而知。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打动了陈独秀。第二次去，陈独秀还在犹豫，原来他舍不得自己投入很大心力的《新青年》。沈尹默搬出蔡元培事先想出的妙计：“你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你在上海只有一己之力，搬到北京来，北京大学可以做你的后援啊！”一句话说得陈独秀茅塞顿开。第三次去，沈尹默还没开口，陈独秀就说：“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
　　就这样，陈独秀到了北大，《新青年》到了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仁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组成编委会，实行轮流编辑制度。星垂平野，风正帆悬，中国新文化运动由此波澜壮阔。
　　30年代末，陈独秀因党派斗争飘零沦落，他和沈尹默意外在四川取得联系，沈尹默以诗相赠，陈独秀仍然认为沈尹默的字没有大的突破。他在写给沈尹默弟子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
　　抗战胜利，沈尹默马上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专力临池研墨，手摹心追，以鬻字为生，不仅书艺大进，而且著书立说，《执笔五字法》《二王法书管窥》《书法论》等论著，强调笔法，着重美感，鼓吹传统，“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自上世纪40年代以后，沈尹默“铁树开花六十年”，蔚成一代宗师。诤友陈独秀两次批评，是极有助推之力的。
　　
　　三、沾章太炎的光
　　沈尹默老家在浙江湖州，这里物阜民丰，诗书传世，人文积累十分深厚。在湖州市承天寺巷口，现有沈尹默故居，三进20多间房屋，规模不算小。但沈尹默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因父亲在陕西任职，沈尹默出生在陕西汉阴厅。
　　1905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50名陕西籍学生往日本留学，后来成为名报人的张季鸾即在其列。沈尹默和弟弟沈兼士因不是陕籍，不能入选。两兄弟便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家里要负担两人的生活学习费用，十分紧促。九个月后，沈尹默主动回国，留下弟弟兼士在日本铁道学校继续攻读。
　　沈尹默回国后，在陕西住了一年，迁返故乡吴兴，再到杭州，先后在杭州高等师范、幼级师范和第一中学教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沈兼士是日本同学，均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沈兼士从铁道学校毕业，亦回国任教于嘉兴。
　　1912年春节，沈尹默在日本结交的好友许炳堃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京师大学堂已改为北京大学，严复没当校长了，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在那之前，中国留学生从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人，何燏时即其一。他和预科学长胡仁源都是许炳堃的朋友。何燏时接手北大后，写信给许炳堃，对林琴南无视课堂严肃性，随便跟学生讲讲小说了事，非常不满意。沈尹默笑着说：“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啊。”
　　他只是随便应和一句，没料到一个多月后，许炳堃拿了何燏时和胡仁源的电报来，约沈尹默去北大预科教书。沈尹默这下急了：“我连话都不会说，哪里能教书？哪里能到北大去教书！”许炳堃却不急不慢，双手一摊：“这不，电报都来了，你能不去？”
　　硬着头皮去了北京，沈尹默才知道，他还必须再硬着头皮当章太炎的门生。原来，不知是许炳堃记错了，抑或有意为之，他向何校长推介时，说他是章太炎的学生。当时，打着太炎先生的招牌，出入北大像跨菜园门。其实，沈尹默在日本仅九个月，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他弟弟沈兼士才是章太炎的门生。
　　沈尹默一进北大，北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这句话标志着沈尹默十六年北大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辛亥革命之后北大新旧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严复的京师大学堂与何燏时的北京大学格格不入。所以，新旧两派的扞格是当时最值得一观的风景。沈尹默进预科第一年，见到一位大三学生陈汉章。他已经45岁了，经纶满腹，才学超凡。京师大学堂慕名请他去教书，他不，他一定要去当学生。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憾事是没点上翰林。他认为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可算得上是洋翰林，所以宁愿从大一读起，要拿这个“洋翰林”的毕业证。毕业后，北大履践前约，让他留校，正好接手沈尹默的历史课，沈尹默则教国文去了。
　　另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他每上课，必有一听差挟着地图、捧着茶壶、拿着水烟袋跟着上讲台，把东西一一放好后再退出，下课照送如仪。 共 10344 字 3 页 首页123下一页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