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故事选（手抄本）四十六
四十六、开国元勋李世勣
李世勣（公元594------669年），原姓徐，名懋功。后因助唐有功，李渊赐其姓李，又因避李世民之讳，单名勣。曹州离孤人（山东东明）人。少有大志，聪明好学，刻苦练武，喜读兵书。后人称其为“孔明第二”。
公元616年，翟让在瓦岗（河南滑县）聚众起义，年仅十七岁的徐世勣即前往参加。徐世勣很有谋略，对翟让说：“你我都是乡里人，人多相识，不宜发展，宜往荥阳、梁群一带杀富济贫，谋图发展。”翟让听从其言。翟让即带领大家到荥阳、梁郡边界劫取官家和富商的船只，以充军费，前来投奔者就有一万余人。这时，富家子弟李密因参与杨玄感举事失败，也来投奔瓦岗义军。翟让推举他为王。从此声势更大，最后发展到上百万人。
公元617年，李密摆设“鸿门宴”，杀死翟让，徐世勣也被砍伤颈脖。李密见伤了徐世勣，即命人扶他到床上，亲自为他敷药，并对大家说：“今只诛翟让一人，与大家无关。”还命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等分领其众。同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滿野，死者一日数万人。徐世勣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如得黎阳仓，大事济矣。”李密从其言，遣徐世勣率五千人攻占了黎阳仓，即开仓救济灾民，因而得兵二十余万。
公元618年，李密命徐世勣，据守黎阳（河南浚县）。隋大将宇文化及率兵来攻。徐世勣避其锋退守仓城，筑深沟垒高墙以固守。宇文化及及阻堑，不得到城下，徐世勣挖地道，钻出堑壕，大败宇文化及。
李密杀死翟让后，队伍虽有扩大，但因其日益骄矜，不恤士兵，众心颇怨。徐世勣也讥刺其短。许多将士纷纷离去，结果李密被王世充击败，转而投奔李世民。李世民在长安接待了他。随李密去长安的魏征给在黎阳的徐世勣写信，也劝他投奔李世民。徐世勣就以全郡各县的户口士马及土地的数字告诉李密，由李密向李渊献出。李渊感慨地说：“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遂赐他姓李。
李密投唐以后，又自负归国有功，而未得封爵，深以为耻，又叛逃而去。李密出陕欲往洛阳，走进山谷被盛彦师击败，李密和王伯当被杀。李渊派人到黎阳告诉李世勣，说李密又反叛，故而追杀之。李世勣听到李密被杀，大哭不已，收李密尸葬于黎阳山南。并备君臣之礼，穿着素服，向北拜伏。李渊得知此事，不但未责备他，反称他不负故主，忠节义士。并授以李世勣为黎州总管。
公元619年，窦建德攻打黎阳，李世勣因父徐盖被俘，也只好归降窦建德。公元620年借机领出其父回到唐营。窦建德未予追杀，认为他原是唐臣，回唐营是忠臣的表现。
公元621年，李世民攻陷洛阳，王世充领众投降。李世民要杀死单雄信等降将。单雄信曾与李世勣同起兵于瓦岗，誓同生死。李世勣向李世民提出愿辞官爵赎单雄信，未得允许，乃割自己腿上的肉陪葬，以不负当年的誓言。
公元622年，李世勣奉命攻伐农民起义首领刘黑闼于洛水。刘黑闼在洛水城东北挖二条甬道攻城，城破，杀死行军总管罗士信。后来李世勣在城外扎营，与刘黑闼相持六十余日。李世民和李世勣估计刘黑闼在城内粮尽，即决洛水淹城。刘黑闼出城与唐军决战，终因势不能支，率二百骑奔往突厥，转而回到家乡饶阳，被叛将诸葛德威杀死。
公元623年，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袥叛变，率舟师三万屯博望山（安徽当涂），步骑三万屯青林山，用铁锁断江路，筑卻月城，延绵十余里。唐大将李靖帅舟师，李世勣率步兵一万前去讨伐。双方展开水陆激战，辅公袥大败，弃城逃走，仅有从兵五百，逃到常州。其将吴骚等要谋杀他，被辅公祏发觉，丢掉妻子逃到武康，被当地老百姓捉住，送到丹阳枭首，叛乱遂平。
公元629年，突厥颉利可汗犯境，李世勣配合李靖在阴山大破突厥兵。李靖军斩敌万余，俘敌十余万，李世勣军俘敌五万。颉利可汗的大酋长率众投降，颉利可汗逃走北漠。
李世勣在并州任大都督十六年，能令行禁止，民夷怀服。李世民说：“隋炀帝驱使百姓筑长城以防突厥，不起作用，我命李世勣在并州，驻晋阳而边尘不惊，这才是真正的长城。”遂命李世勣为兵部尚书。
公元641年，西北方的薛延陀真珠可汗对其部下说：“唐占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攻思摩如摧枯拉朽。”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兵二十万，度漠南击突厥。突厥不能敌，逃至长城边，保朔州，并遣使向唐告急。李世民命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六万，骑兵一千二百，与思摩共为犄角，共同对付薛延陀。薛延陀命大度设率三万骑逼到长城，而思摩已走，遂遣人登城大骂，并为自己快速进兵而得意。
李世勣率大军赶至，步马跑得将地上的尘埃遮满天空。大度设害怕，连忙率军从赤柯乐逃走。李世勣率唐军与突厥军精骑六千追大度设到青山（呼和浩特市北）。大度设经过整天的奔逃，至诺真水，才勒兵还战。突厥兵被击败，唐兵上前迎战。李世勣命士兵下马，执长槊，向前猛冲。薛延陀大败，失落马下，唐兵追击，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大度设脱逃回漠北，正遇大雪，人马冻死十有八九。
薛延陀在唐朝的使者要求回去，李世民对他说：“我约你与突厥双方以大漠为界，不管谁侵略谁，我都要讨伐。这次李世勣仅以数千骑就打得你们狼狈不堪。回去告诉薛延陀，今后要好好考虑，以善择为宜。”
公元643年，齐王李祐专近小人，好打猎，不听属下劝告。李世民曾劝告他勿近小人，他也不听。结果叛变。李世民即召李世勣率怀、洛、汴等九州的兵马前去齐州讨伐，很快就攻进城内，捉住李祐，送到京城赐死。
李世民听说李世勣得了暴病，要胡须灰和药治疗，李世民即将自己的胡须剪下为其和药。李世勣病愈后上朝道谢，不停地磕头，连头都磕出了血。李世民说：“我这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何谢之有？”有一次，李世民在宴会上从容地对李世勣说：“我想把太子托付一个信得过的人，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你过去不负李密，当然也不会负我。”李世勣流着眼泪咬破手指辞谢，因感动大饮而醉，李世民解御衣披到他身上。从此，太子李治就是在李世勣的照管下长大的，对他亲近无比。李世民死后，李治登位，称高宗。高宗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尊重。李世勣有病，李治和他儿子亲自送药，为他治病。
李世勣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但从不居功自傲。一生清廉，不立私产，不置家业。赏赐的金银财物，从不据为己有，悉数分给部下。病逝后，高宗为他修建的坟墓，象征阴山、铁山的山形，以表彰其战功。
前段时间去买灯，有了一点小思考。
灯具店的装修大都一样，满墙的开关和整个天花板的灯。第一次来的人，不可能知道哪个开关对应哪个灯。如果想要打开自己看中的那盏灯，最好是心平气和地多试几个开关。
就跟开盲盒一样（我把它叫做“开盲盒定律”）。
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这个道理。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盲盒，谁都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想要找到跟自己合拍的那个人，还是要心平气和地多开几个盲盒，当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材料（可略过，直接看白话）：
太后怨赵尧为赵隐王谋，乃抵尧罪。上党守任敖尝为沛狱吏，有德于太后，乃以为御史大夫。
白话：
太后对赵尧当年为高祖设谋保全赵王刘如意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便借故罗织罪名，罢免了他御史大夫的官职。
上党郡的郡守任敖，曾做过沛县的狱吏，对太后有恩德，太后就任用任敖为御史大夫。
先说说这位任敖。他也是刘邦老乡，曾当过沛县狱吏。
据《史记》记载：当时刘邦犯事，逃亡在外，老婆吕雉被官吏抓进了大牢。这些官吏对吕雉不好，任敖看不下去，就把看管吕雉的同事给打伤了。
后来，刘邦起兵反秦，任敖作为宾客追随他左右，先后当了御史和上党郡守。
一直到陈豨反叛的时候，他还在做上党郡守。高祖打败陈豨之后，为了嘉奖任敖坚守，封他为广阿侯，食邑千八百户，但是职级维持不动。
这位任敖前期混得其实一般，虽说也是丰沛系成员，但他功业不高，受赏也不多。从刘邦和项羽对打开始，到刘邦去世，他就一直是个郡守，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
可以说是仕途坎坷了。
哪知道，后来吕后上台，任敖的春天也来了。
吕后摄政之后，想起了曾经的恩人任敖，一下子把他从上党郡守，提拔到了御史大夫。相当于从地方市长，直接到中央当了纪检委书记。连蹦了好几级，坐火箭都没这么快的。
讲真，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真的被吕后给感动坏了，我当时就想：吕后这人也不错啊，这么念旧恩，对自己的恩人真是好。
但我得承认，这种想法很单纯，缺少社会毒打。
现在我重看这一段，只觉得吕后是个权术高手，什么恩义，都只是揽权的工具而已。
我们看，吕后提拔任敖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罢了赵尧的御史大夫，罪名是赵尧曾经为赵隐王刘如意出谋划策。
赵尧帮过刘如意不假，吕后因此罢免赵尧也没错。
但蹊跷就蹊跷在，赵尧帮助刘如意是在高祖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吕后杀死刘如意和戚夫人是在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而吕后对付赵尧是在高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中间整整隔了7年。
吕后要是真这么恨赵尧，干嘛当时不以同样的理由，处理赵尧，就算不杀，也还可以降职。干嘛非得等到7年之后，再旧事重提呢？她难道就这么记仇吗？
自然不是。
之前讲过，吕后作为一个政客，她的所有行为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权力。
吕后当时没动赵尧，一个可能是她自己实力尚弱，大臣集团的力量尚强，她动不了；另一个可能是因为她没那么怨恨赵尧，没到非得罢免他的程度，毕竟如意母子俩都杀了，其他不重要的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因为暂时没威胁。
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那为什么7年之后，吕后又要旧事重提，罢免赵尧呢？
因为，惠帝刘盈在前一年死了。
吕后为了篡权，要加紧时间布局。
之前的文章讲过，吕后挟惠帝以令天下。惠帝做傀儡皇帝的这几年中，吕后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实力，当然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功臣和宗室。
惠帝死后，需要另立新君，这时吕后掌权的合法性已经开始动摇了。
惠帝并无子嗣，按照惯例，应该在高帝的其他儿子中挑一个继位，这些儿子大都成年，没理由还要吕后垂听。
所以吕后来了一个骚操作，找了个小孩儿冒充惠帝儿子，立为新君，继续垂听。
吕后为了能继续掌权这么搞，吃相太难看了，几乎是摆明了要篡位。她继续把持皇帝，任用外戚和亲党，等于是封锁了其他大臣的上升渠道，又狠狠地在宗室脸上打巴掌。
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做法，虽然大权在握，但是招人恨啊。一旦大权丢失，极容易引起反噬。
吕后心里也明白这点，在她看来这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认怂肯定立马玩儿完，继续往下走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再加上新君总有一天要长大，到时候她就必须归政。归政之日，就是她吕后和吕氏的灭顶之时，所以，吕后必须要快。
此后，她做人事布局，篡权的进度明显加快。
高后元年，也就是惠帝驾崩第二年，吕后把分封诸吕为王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当时，吕后找来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商议此事。结果王陵不同意，陈平和周勃同意。
于是，吕后把王陵提拔为太傅，明升暗降，夺了王陵的相权。然后把陈平提拔为右丞相，把老相好审食其提拔为左丞相。
左右丞相都成了吕后的人，太尉又支持吕后，三公之中大半已经倒向了吕后，只剩下最后一个御史大夫了。
这个御史大夫赵尧，要怎么对付他呢？
这也简单，翻翻旧账，总能找到借口的。
于是乎，吕后以“赵尧为赵隐王谋”，罢了赵尧的御史大夫。谁都知道这是借口，但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实力吕后强。
既然御史大夫出了缺，那就要找个人来按上，找什么样的呢？自然是要吕后信得过的，还要是忠于吕后的人。
这也的人其实不好找啊。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到了任敖。
选任敖有很多好处，首先他背景好，丰沛系成员，看上去显得吕后亲近老臣旧人，而且任敖底子比较干净，长期在地方，中央关系不深厚，方便管理和控制。
其次，任敖对吕后有旧恩，提拔他显得吕后有人情味，不忘恩负义，提高形象分，而且以旧恩为理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他人的疑虑、恐惧和阻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选任敖，吕后能最大程度地收拢他的心，让他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
原因也很简单，之前的赵尧，已经是御史大夫了，而且是刘邦提拔的，对刘邦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至少不是像陈平这样的墙头草，要不然赵尧也不会被罢免。吕后如果直接收买赵尧，还是比较吃力的，怎么收买，拿什么收买都是个问题。总不能给直接他封侯拜相吧。
但是吕后提拔任敖就不同了，想想任敖的仕途经历，一直是于中央默默无闻的地方官员，突然一下子被最高领导吕后想起来，念着往日恩情（注意这是个小恩情），直接提到中央做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这种知遇之恩，任敖会是什么感受？他肯定会感恩戴德，誓死效忠。
举个例子来说明：同样一桌子菜，在一个已经吃饱的人眼里，聊胜于无，因为他没那么需要；但要是在一个饥饿的人眼里，那就是满足欲望，甚至是救命的好东西。
这个时候吕后的垂青和御史大夫之位，对任敖来说就是那一桌子菜。
任敖不能免俗，也只能接受。
任敖走马上任后，朝廷最重要的三公，已经全部倒向吕后。吕后的权势更甚。
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兄周吕令武侯泽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吕后开始正式分封诸吕为王了。这标志着吕后及吕氏势力，逐渐走进全盛时代。
讲到这儿，我们再回过头看吕后提拔任敖，恩义不过是借口，吕后只是要借用任敖掌权，她真正要的，是权力，是全盘的控制。
任敖只是一个工具人。想想或许挺悲哀，但在时代的洪流之下，谁又不是工具人呢？
而且，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件事，任敖在当时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波云诡谲的政治环境中，毫无疑问是个小人物。
但他真的非常幸运，遇到了刘邦和吕后，还帮助过吕后，所以能在吕后最需要用人的时候，第一个就被吕后想起。
当时的任敖是狱吏，是大秦的小吏，而吕后是犯人，任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略高，就傲慢地对待她，而是帮助她。
这不管是出于他的正义感，还是出于他看好吕后和刘邦，他这一步棋都走得非常对。如果没有他的那次施恩，说不定他只能做个上党郡守，永远走不到御史大夫的位置上。
这不就是文章开头讲的那个开盲盒吗？
每个人都是盲盒，谁都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发展得怎么样。
所以，既是帮助别人，更是为了自己，不如多开几个盲盒，而且还要心平气和地开，适当地施恩，多多行善，多多积德。
万一以后用得上呢？
以上就是我读《资治通鉴》时的感悟，有很多朋友和网友问我，是怎么从《资治通鉴》中读出这么多内容来的。
我的回答从来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多读几遍。一部质量上乘的《资治通鉴》，绝对是值得反复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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