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和氏璧有关的历史故事寓意
和氏璧的传说大家耳熟能详，毕竟都曾经学习过那篇《将相和》。负荆请罪，尚能饭否，这些故事都曾发生在廉颇身上，至于蔺相如，最传奇的经历就是“完璧归赵”。完的是哪个璧？正是和氏璧。
和氏璧就好像昙花一现。《史记》中，明明出自楚国的它突然到了赵国，去秦国走了一圈之后立刻销声匿迹。完璧归赵以后，这块价值十五个城池的著名宝玉去了哪里，是否落到秦昭王或秦始皇手中，司马迁再也没有提及，只留给好奇者一个难解之谜。
清代年画《完璧归赵》
（一）从“和璧三献”到改璧为玺
当前对这件和氏璧的了解，主要来自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有关于它的发现。《韩非子》记载了“和璧三献”。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献给楚厉王，玉匠检测说是石头。厉王因欺君而刖和氏左足。楚武王即位，和氏再献，被刖右足。楚文王即位，和氏抱着玉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他对楚文王派来的使者说：我不是伤心于受刖刑，我是伤心于宝玉被当成石头，贞士被当成骗子。楚文王命令玉匠“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这是和氏璧最早的出处。
《韩非子》这个故事真实性未必高。从其合理性上，和氏确定璞中有玉，那么他应该是一个专业人士，为什么他宁可双足被刖而不磨开和氏璧以自证清白？更何况除了《韩非子》，其他书都没有提“楚厉王”。《史记》说楚武王杀了哥哥蚡冒之子而代立，是楚国第一个王。
东汉蔡邕的《琴操》复述了献玉的故事。这一次，和氏变成了卞和，他毫无理由地给和氏加了个姓。有趣的是，从《琴操》以后，人人都说献璧者为卞和。蔡邕说，斩去卞和一足的分别是楚怀王、楚平王和楚荆王这三代。楚平王远在楚怀王之前两百年，不可能是楚怀王之子。更何况楚国从未有过楚荆王。蔡邕又说楚昭王曾经派大夫明光将和氏璧贡于赵王，楚昭王去世于公元前489年，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403年，楚昭王生活时赵国还没有建立。这些疏漏使献玉故事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第二个传说有关于和氏璧的争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换赵惠文王的和氏璧。因为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谋”，赵王派他奉璧西入秦。
入秦后，蔺相如奉璧献给秦王，秦王大喜，把璧交给美人及左右观看，左右皆呼万岁。蔺相如看秦王无意将城给赵国，上前说，“璧有瑕，请指示王。”拿回璧后，他倚柱，怒发冲冠说，赵王斋戒五日，派我把璧送来，大王你礼节甚倨，又将这么重要的宝物传之美人左右来戏弄我，如果大王无意给赵国城池，我就把璧拿走，如果您要逼我，我的头和璧都碎在柱上！
秦王只好拿地图指出准备给赵国的城池。蔺相如知道有诈，要求秦王也斋戒五日后再把璧奉上。秦王应允。蔺相如知道秦王必定不会给城，命令随从带着玉璧潜回赵国。秦王斋戒毕，蔺相如说，璧已归赵，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秦王无奈，放他归国。赵王拜相如为上大夫。
以司马迁的严谨，蔺相如献璧与完璧的故事应当是真实的事件。司马迁称赵惠文王“得楚和氏璧”，这个价值连城的和氏璧是如何从楚国到赵惠文王手中的，司马迁没有细说。
第三个传说有关和氏璧的消失。由于文献阙载，我们根本不知道和氏璧的结局——它最终是被秦昭王或秦始皇获得，还是损坏、丢失了？张怀瓘《书断》说：“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宋代《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也有相似的说法。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描述得更详细：“诸史籍并宝玺篆文图说曰：传国玺、方四寸，其文文饰如前。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而成璧，后求昏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从秦到唐有近千年时间，这些书籍又多是琐闻笔记，可信度偏低。所谓“改璧为玺”更加匪夷所思。璧的厚度不大，通常不超过一厘米，如何能雕成玉玺？著名的吕后之玺虽然小巧，通高也达到了两厘米。更何况，为了玉玺而破坏整个和氏璧，意义何在？
吕后之玺
（二）玉璧：敬天之神器
大约所有了解“完璧归赵”故事的人，都会在心里有一些疑问：
第一，究竟要怎样珍贵的玉璧，才能值十五座城池？十五座城池可不是小数目，秦国当时一共才能有多少座城池？
第二，赵王送出和氏璧给秦国之前，居然要斋戒五天，而蔺相如要求秦王“斋戒五日，设九宾於廷”之后，他才敢上璧。古往今来，有任何一件宝物如此贵重，需要这么郑重其事吗？
第三，蔺相如在出发前说“城入赵而璧留秦”，再结合蔺相如在秦王面前的态度，可见蔺相如居然认为秦王确实有可能用十五座城池换取玉璧。
第四，秦昭王将玉璧交给美人和左右侍卫观看，侍卫们的反应居然是“皆呼万岁”？
这些细节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和氏璧究竟是怎样的珍宝？
战国谷纹玉璧
很显然，再稀缺的宝石也不值十五座城。和氏璧的价值不应该是作为宝玉的稀缺性，在材质之外，它很可能有特殊的、重要的象征意义。璧为瑞玉，《周礼·大宗伯》说，周天子“以苍璧礼天”，《尚书》记载，武王有疾，周公设坛向祖先祈祷时把璧竖在祭坛上，他说，如果祖先们保佑武王，就献璧、珪给先祖。可见周代时玉璧是极其神圣的宝物。对玉璧的尊崇延续到了汉代，有资格“荐璧朝觐”的也只有诸侯王、列侯和三公，王侯还喜欢以大量玉璧随葬。
就好像九鼎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体现，玉璧也长期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镇国的宝器。作为“璧中之璧”的和氏璧更意味着天命所归，否则无法解释凭这样一枚玉璧就能换来十五座城池，也无法解释为何赵王对它如此严肃、侍卫们“皆呼万岁”。所谓“斋戒五日，设九宾於廷”，与其说是迎宝，不如说是敬神、敬天。
海昏侯墓出土玉璧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璧
我们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找到和氏璧的这种不同寻常之处。《晏子春秋》说，“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荀子》说，“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井里是地名，厥、困指的是石。和氏璧是“存国之宝”，是“天子宝”，代表着国家政权。《战国策》说，“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藜，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所谓砥厄、结绿、悬藜、和璞，都是美玉，何谓名器，就是镇国之宝。砥厄是周室镇国之宝，伯邑考为救回父亲姬昌而献给纣王，武王灭商后重回周室，而和氏璧与其并列，能看出它也是天命所钟的珍器。《史记》中蔺相如对秦王说，“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其实已经透露出和氏璧的地位和政治寓意。
对九鼎、砥厄、和氏璧这些传说中的宝物，早已不知道它们具体的模样。可以料想的是，和氏璧本身材质也许并没有多特殊，否则秦昭王也不会观赏之后随意地交给旁边的美人和左右侍从。它们之所以成为众口称赞的稀世之珍，是因为它们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被抬高、被神化。它们所反映的并不是质料和工艺的价值，而是附着其上的神性和王权，是国运延续和先祖护佑的寓意。
当周代的王权、礼制还限定着社会秩序的时候，和氏璧这些王权和天命的承载之物还会被严肃地对待。《左传》记载，楚王问九鼎轻重，可见此时（公元前606年）周王的王权已经不被诸侯放在眼中。如今又过了三百年，更加礼崩乐坏，秦昭王又怎么会把和氏璧当回事？
失去了王权的光辉，和氏璧的价值下降到普通宝物。《战国策》说李兑送苏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镒，和氏璧成了和貂裘、黄金并列的财物。墨子则连和氏璧的宝物身份都否定了，认为和氏璧“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连宝物都不算。
（三）寻找和氏璧：玉在何方
秦朝灭亡之后，史书上再也没有关于和氏璧的记载。它突然消失了——可以想象，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当周代礼制所赋予它的天命消失之后，它就不过是一块普通的、不起眼的玉罢了，再也不受人注意。
和氏璧不在江湖，江湖却流传着它的传说。有很多人感到不甘，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千方百计要寻找和氏璧的线索。如果它真的被磨平、雕琢为秦代国玺入手，那么找到秦玺就相当于找到了和氏璧。历代常有人声称发现秦代国玺，乾隆并不相信，他认为“秦玺煨烬”，早就被烧毁了。乾隆三年（1738年），民夫在江苏宝应县界首疏通河道时挖得一方玉玺，由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献。乾隆明知是假，不过它“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即使为“好事者仿刻”，还是可以作“玩好旧器”，贮之别殿。这枚玺后来发现于乾清宫西暖阁。这样的假玺，清宫中还不止一方。
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如今科学昌明，有些研究者认为就算找不到和氏璧的实物，也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矿物学研究来确定它的产地和材质。民国时期地质学家章鸿钊根据唐末道士杜光庭在《录异记》中说由璧改制的玉玺“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提出和氏璧材质的八种可能，分别为月光石、拉长石、绿松石、蛋白石、碧玉、软玉、蓝田玉、玛瑙，后来也有人提出材质为独山玉或翡翠。但是距蔺相如的年代足足有一千年的杜道士，他的说法能够作为探讨和氏璧的依据吗？
有一些研究者专注于《韩非子·和氏》中的点滴描述，试图根据玉产于楚地、“玉人理其璞”等简单信息，推出和氏璧的材质。1987年，湖北地质学家郝用威认为和氏璧就是产于鄂西北神农架地区的变彩拉长石，或称拉长月光石，地质学家袁奎荣还用变彩拉长石复制出一个秦代国玺，引起不小反响。问题是，这石材根本就不是玉，也比较廉价，很难想象它就是和氏璧的“本相”。
袁奎荣以变彩拉长石复制的“和氏璧”
和氏璧的故事是真是假，和氏璧究竟是什么模样，它最后去了哪里?除非拥有时光机，这些问题永远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韩非子》《琴操》的记录不够准确，更像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寓言故事。《史记》中的“完璧归赵”，使大家相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和氏璧的实物，但也只能说明它具有相当浓厚的王权象征意义，不能说明它本身的价值。和氏璧或许有，但未必出自和氏所献，材质也未必多么特殊。虽然和氏璧无从稽考，但它参与构建了一个个古老的历史故事，给国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它仍然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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