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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终身贷款权”成型：这是职业教育的出路吗？｜读刊,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提起“终身学习”，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陌生，“活到老学到老”早已成为寻常巷陌间耳熟能详的俗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一概念在席卷全球的失业浪潮背景下被再度提及。
随着数字化未来向我们飞驰而来，就业市场上的新职业大量浮出水面，然而身处其中的个体却日益陷入外部要求快速迭代与自我技能更新速率迟缓的失衡中。于是，“用人方招不到人”与“就业者找不到坑”两个看似矛盾的情节却在全球多国人才市场上同时上演。如何解决这之中的“供需差”已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近日，英国尝试推出的“终身贷款权”引起了广泛关注。
简言之，“终身贷款权”（Lifelong Loan Entitlement）的理念是向所有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有志于接受职业教育或技能更新类相关课程的人，提供相当于本科四年的学费贷款。换言之，它试图开辟一种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而言的替代路径，离校者或者已就业的在职员工无须为了获得某种技能资质而牺牲四年的职业生涯重返校园，相反可以利用零散时间，选择短期为主的、模块化的技术培训课程。因而被认为是英国高等教育经费改革“旗舰版”。
不过，这项政府出资支持民众“报班培训”的项目却在英国社会引发热议。有教育界人士担心，在贷款债务压力下，学生不得不谨慎评估所选课程的潜在回报，教育只是就业市场的传送带吗？模块化的培训模式也有可能会加重知识的碎片化。而且不同模块的组合是否只是满足了雇主的一时之需，对申请人的长远职业规划是否有益也存疑。此外，为使体系更为“公平”，相应的还款规定也有所调整，但有学生群体算了笔账发现，新规之下低收入者无形中好像还得替高收入者还钱……更为重要的思考或许是，是否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社会层面对职业教育的忽视就会有所改善？本期“读刊”将与大家一同围观“终身贷款权”的相关讨论，背后折射出的共性思考其实可能与远方的我们都有关联。
“终身贷款权”成型：
政府预支，鼓励个体接受技能再培训
试着想象在大学毕业典礼那天，一群新的学生准备走出象牙塔般的校园，当他们把学位帽抛向空中那一刻，他们在想什么？当从学位授予者那里郑重地接过证书时，又是什么让这张薄薄的纸如此珍贵？某种意义上，学位证充当着获得阶段性知识的证明，而毕业证则是完整接受培训的声誉凭证，双证组合即构成我们所称之的“文凭”。
有趣的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弗朗索瓦·费克托（Fran?ois Fecteau）曾有这样一个观察。他发现按照法国古典悲剧三一律的要素设计——时间、地点和行动，文凭似乎是现代教育“悲剧”的终场结局。学生在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时间统一）在固定的校园（地点统一）完成一系列课程（行动统一）后获得的证明，三个统一的组合就是经典传统模式下的大学文凭。如今，这种模式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数字化社会下，每个接入互联网的人都能通过访问学习，打破了原先时间地点的统一，而不断更新的技能需求也让大学不得不意识到——仅仅靠20岁左右的习得显然不够。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校园。图源：《卫报》
摆在全球多个国家面前的难题是，既有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与快速迭代的就业市场需求相匹配。无论是正在酝酿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已然改变无数人工作方式的新冠疫情，都在加速倒逼公共层面对这一矛盾提高重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工业联合会和管理顾问麦肯锡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英国约有六分之一的工人（500万）可能会经历一场彻底的职业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工作角色日益精细化复杂化，2550万人将不得不主动提高自身技能以应对挑战。如果现有教育系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英国可能会面临难以遏制的失业浪潮。
吸引英国相关部门注意力的是“终身学习”这根救命稻草。其实早在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家巴西尔·耶克斯利（Basil Yeaxlee）就明确提出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并在《1919年成人教育报告》中首次预言成人教育应该是一种“永久的国民需要”，它应当是“普遍的和终身的”。但由于其在当时的超时代意义而未能引起足够讨论,放在当下的语境似乎已经成熟，却从当年无人问津的尴尬走入饱受争议而难以落实的泥潭。
争论最核心的焦点在于，即便时间不是问题，那么谁来为终身学习买单？是学习者的义务，还是由雇主承担，又或是国家的责任？近日，英国教育部提出被称为高等教育经费改革“旗舰版计划”的终身贷款权（Lifelong Loan Entitlement, LLE），并围绕计划实施细则及申请人资格面向公众征集意见。
简单而言，终身贷款权的总体理念是向所有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仍有志于接受职业培训或技能更新类相关课程的人，提供相当于本科四年的学费贷款——按今天的费用计算，约为37000英镑。自2025年起，这一政策将面向英国十八岁以上人群。换言之，它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而言的替代路径，离校者或者已就业的在职员工无须为了获得某种技能资质而牺牲四年的职业生涯重返校园，相反可以利用零散时间，选择短期为主的、模块化的技术培训课程。
英国大学入学考试现场。图源：《卫报》
之所以称之为“终身”贷款，是因为该政策允许贷款申请人在十八岁后自主选择在任何阶段开始学习或接受再培训，既可以是围绕个人发展所需的特定技能，也能针对所在岗位的相关需求，灵活组合不同的课程模块以形成个性化的课程表。据政策有关人士称，项目初步投资约为9亿英镑，初衷是希望每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能在一生的任何阶段获得各自需要的技能，甚至由此开始新的职业道路。
该项计划是对2019年由英国金融家菲利普·奥格尔（Philip Augar）牵头的英国成人教育（十八岁以上）资金审查的最新回应。奥格尔称，在现有的高等教育资助制度下，上大学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学生们常常因为低质量的课程而负债累累，这些课程并不能帮助他们在毕业之后获得一份高薪工作，这也意味着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后多年仍未开始偿还贷款。截至2021年3月底，未偿还贷款已经达到1610亿英镑，预计到2043年这一数字将升至5000亿英镑。
作为配套措施，英国政府也计划对通过申请贷款进入大学的学习者设定最低标准，申请人应在A-Level（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中至少取得两个E，或者在GCSE（英国普通初级中学毕业文凭）中英语和数学两科至少达到四级水平。《卫报》最近的一篇社论称，整个计划的意图十分明显。政府显然希望借此减少英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引导更多人将职业培训视为可行的替代方案，从而将涌入大学的学生“洪流”变成可管理的“涓涓细流”。
变味的“终身学习”：
市场需求如何逐步渗透高等教育
不难发现，上述系列计划的提出试图从侧面对现有大学课程设置进行再评估，不论是出于降低因学生还款能力不足而加重的政府财政负担，抑或是考虑到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实际收益。英国大学与学院协会秘书长乔·格雷迪（Jo Grady）认为政府过度专注于毕业生的“成果”，比如工资以及工资导致的还款能力，甚至希望通过规定终身贷款权的受益范围来引导公众摆脱所谓的“低质量”学位转而选择技能培训，实则反映了有关人士并不了解高等教育的目的。“人们选择上大学的原因有很多，教育不仅仅是就业市场的传送带。”
然而，这并非英国政府首次在此事上露出苗头。据《卫报》消息，此前英国政府还曾考虑，通过削减资助额度以限制学习创意艺术及其他工资回报较低的专业的学生人数。这一提议随即引发相关学科的不满。英国艺术类大学法尔茅斯大学副校长安妮·卡莱尔（Anne Carlisle）称，政府竟然认为这样就可以进行劳动力规划，实在是“太荒谬了”。她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出于政府部门中很少有真正参与到文化和创意活动的成员，这个学科已经被以他们为代表的一群人集体遗忘了，因此才会对其价值做出如此简单的假设。
根植于欧洲教育理念的终身学习曾希望传达的是，各个领域的人不应受制于年龄，且能够主动追求各自尊崇的学习目标。而终身贷款权作为将终身学习从口号带入现实的第一步尝试，其鼓励的实际是面向就业市场需求的教育愿景——市场持续变化，个体不得不被推着通过终身学习做出应对。在这里，关于教育系统在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就在“终身学习”这一共同理念下实现了汇集。
英国纪录片《交换学校：阶级差异》剧照。
那么，值得推敲的是，英国相关部门是如何逐步让个体接受为满足就业需求而进行技能再培训这件事其实是基于个人责任的呢？也就是说，“你应该做”是如何转变为“我需要做”的？《欧洲杂志》（Eurozine）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终身学习”实际上代表了与此前由国家公共资金保障支持的“继续教育”理念的彻底决裂。本质上，终身学习是基于个人责任，它潜在的逻辑是：即使最初获得的技能因技术进步而过时，个体也有责任证明自己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并保持就业状态。
这一逻辑建立在1960年由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假设之上。工人被视为一整套技能的管理者，不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培训都是为其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提高自身价值的外部支持，而毕业后的所得也被概念化为一种私人投资回报，这也充当着义务教育后学生应为自己的教育买单的主要论据。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政府的教育经费拨款减少但高等教育的开支却与日俱增，由此形成的资源依赖压力加重了大学的市场化倾向，美国学者斯劳特和莱斯利称之为“学术资本主义”。这种渗透导致那些更贴近市场的学科领域在大学里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而与市场联系不大的学科能够争取到的资源也越来越少。由此引发的后果之一是学生对自身角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越来越把受教育看作是为获得更好的职位而进行的投资。此外，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试图证明，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向学生发放贷款，而这些贷款的还款理应直接从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收入中提取。
由此，个体逐渐搭建起接受教育或技能再培训和对照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联系。《欧洲杂志》评论文章进一步称，在贷款债务压力下，学生变成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他们必须评估所选专业或课程的潜在回报。而政府为了保障贷款的按时收益，也会鼓励学生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安排课程。
纪录片《哈罗公学: 一座真正的英国学校》剧照。
“移走梯子而非帮助升级”：
如何拓宽学历教育之外的道路
既然这一提案的核心词是“贷款”，那绕不过去的就是怎么贷以及如何还的问题。然而，可能会出乎部分国内读者意料的是，连日来占据西方新闻头条的并非关于终身贷款如何申请，而是上文提到的大学贷款申请的最低资格要求。
终身贷款权作为英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计划中的新增项，是对已有的大学贷款的补充。除了为已经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再培训资金支持外，据英国大学部部长米歇尔·唐纳兰（Michelle Donelan）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介绍，该计划还希望借此为那些有才华但未能接受大学教育的、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提供帮助。诚然大学并非所有学生的理想选择，但民众关心的是那些仍希望进入大学的弱势学生能否顺利获得学费贷款而非只能选择技能培训。这也是学生贷款申请最低要求引发争议的原因。
一旦计划实施，申请人在A-Level和GCSE上的成绩将直接影响其是否有资格申请进入大学的贷款。《卫报》此前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任何最低要求的引入总是会对最贫困的年轻人产生最大影响，因为他们身处不利条件下更有可能获得较低的成绩。埃克塞特大学社会流动学教授李·埃利奥特·梅杰（Lee Elliot Major）警告说：“如果实施粗暴，许多贫困儿童甚至在三岁时就已经注定无法上大学，我们的研究表明，早期成绩不佳与16岁时未能达到GCSE要求之间存在令人沮丧的密切联系。”据有关调查显示，英格兰贫困家庭中约48%的学生未能达到最低申请要求。“政府更像是在移除这些孩子的梯子，而不是帮助他们实现阶层上移。”
在偿还上述贷款方面，米歇尔称，为使整个体系更为公平，政府计划再冻结两年学费，且贷款利率将与通货膨胀率相匹配，这意味着学生偿还的贷款金额不会超出他们实际借款的价值。但由于短期来看，终身贷款权的出台预计还将进一步加大财政压力，因此整体还款年限也拟从30年延长到40年，且当学生收入超过25000英镑时就要开始还款，而不是目前的27295英镑。
英国纪录片《交换学校：阶级差异》剧照。
然而，从政策的描述来看，它体现出的是“公平”这一概念的相对性。至于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公平，这件事其实身处其中的学生最有发言权。布里斯托大学独立学生报纸Epigram近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为这一政策算了笔“账”。文章注意到改革对低收入毕业生影响最大。这是因为较富裕的毕业生通常在规定的30年内就会偿还全部贷款，事实上由于利率冻结，收入前10%的毕业生实际会看到他们的终身还款额从53000英镑减少到了39000英镑，而那些低收入者由于还款年限的延长可能无形中还得多还19000英镑，“这就像是让穷人在替富人还款”。此外，在新制度下，由于男女工作模式的不同，平均而言，女性将多付6600英镑，而男性将少付5500英镑。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争论实则牵扯出的是社会层面更为局促的关于“公平”的想象——学历教育几乎被认为是实现阶层上移的唯一通路，至少是优先选项。即便是在终身贷款权提出的大背景下，政府有意从资金方面给予民众职业教育的支持，但舆论的焦点依然是进入大学的大门是否被关上了。而由这一政策引发的讨论也恰恰说明决策者容易陷入的误区之一是——只要政府拨款、解决了资金问题，就能提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在前不久结束的牛津中国论坛上，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和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研究所所长项飙再次谈到了这一问题，即如何拓宽人们对学历教育之外的选择的认识。除必要的资金支持外，桑德尔认为，我们更应关心如何提升不同职业人群在工作中收获的尊严感。“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宝贵贡献的每一个人，即使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是否都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体面的回报？”他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也试图论证，在决定一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时，我们应该把评价标准从市场体系中收回来。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美]迈克尔·桑德尔著，中信出版社·漫游者，2021年9月。
在项飙看来，我们早已身处在一个并非纯粹由市场主导的机制下。优绩主义外壳包裹的以精英为主体的技术官僚正在积极建立新的道德准则，工薪阶层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感受着直接的压迫，还会日复一日地感到低人一等——晦涩的语言体系、隐形的评判标准等——“你完全被那种语言所困，且无法回驳”，这种语言的暴政成了另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正如在终身贷款权的讨论中，即便是选择职业培训的民众还是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因为进入传统大学的大门被关上了才跨入这条“少有人选的路”。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尝试提供学历教育之外更多元的选项，但整体上公众选择依然陷入同质化的原因。
此外，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本身是否有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也会影响民众选择。围绕终身贷款权的讨论中就可以窥见，相关政策虽然考虑到申请人在时间安排方面的顾虑，但模块化的课程设置依然让他们心有怀疑。FE News近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建议和指导，学习者很可能无意中将大部分的贷款用于一系列不同的“模块”，这些课程最终并不构成有意义的“资格”。这对申请人的长远职业规划无益，也许只是满足了雇主的一时之需。“政府必须确保推行职业教育的相关举措是为学习者开辟出一条满足职业抱负的新路，而不是说在一个已经充满教育死角的系统中人为设置更多的死胡同。”
参考资料：
[1]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higher-and-further-education-minister-michelle-donelan-speech-on-the-augar-review
[2]https://feweek.co.uk/we-are-at-a-critical-juncture-on-lifelong-learning/
[3]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2/feb/23/minimum-gcse-threshold-for-university-will-hit-poorest-hardest-say-experts
[4]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2/jan/29/government-university-places-poorest-chris-millward
[5]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mar/03/the-guardian-view-on-new-reforms-to-student-loans-putting-on-the-squeeze
[6]https://feweek.co.uk/ladder-up-not-levelling-up-dfe-urged-to-rethink-student-loan-grade-threshold-plan/
[7]https://www.fenews.co.uk/exclusive/lifelong-loan-entitlement-we-must-think-carefully-as-we-introduce-modularised-learning/
[8]https://epigram.org.uk/2022/03/06/opinion-the-student-loan-shake-up-is-the-wrong-way-to-reduce-university-numbers/
[9]https://aeon.co/ideas/why-lifelong-learning-is-the-international-passport-to-success
[10]https://www.eurozine.com/from-one-gap-to-another/
[11]https://mp.weixin.qq.com/s/lPZ5NdkeSCdN_Fv0uoP7ow项飙 × 迈克尔·桑德尔：越努力越幸运是一种假象
[12]https://mp.weixin.qq.com/s/WoYv_70iuPWgKFFX7uXWLw项飙 × 迈克尔·桑德尔：不够幸运的人，怎样过好这一生？
作者 | 申璐
编辑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就党员自愿捐款加强指导服务，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委（工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要做好党员自愿捐款指导服务工作。要尊重党员意愿，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不提硬性要求，不搞强迫命令，不得采取从工资收入中统一扣缴的做法。捐款要有序开展，一般不采取聚集方式。要认真做好接收上缴工作，对所捐款项要严格管理、如数上缴，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或挪作他用。
通知强调，捐款主要用于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者等，资助因患新冠肺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群众和因患新冠肺炎去世的群众家属，慰问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牺牲的干部群众家属等。
作者：李树喜
前天，杨振宁先生百岁座谈会上发言，主要讲他与寒春的朋友关系。细述一下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作家中，我是第一个写寒春阳早报告文学也获过奖；1981年出版了《两个美国老乡》。这些内容都是来自阳早和寒春口述。
寒春（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在美国是纯粹的核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1948年来到中国后，是纯粹的农业机械化和养牛专家。
寒春她和她的丈夫阳早、哥哥韩丁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是最早获得在华居住权（即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士。
寒春，也是杨振宁的老朋友。
图为杨振宁在寒春生日座谈会上
核之门与导师费米
早在上大学前，寒春的化学和几何老师认为，寒春有一个“很适合于科学而不是文学的脑袋”。这给寒春以深深地影响。她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升起了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梦想。
寒春是1939年进入本宁顿大学的。在这里，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得到了满足和发挥。寒春深深地迷上了威尔逊云室及其展示的原子轨迹。她想象着，微小的原子组成的无声的轨迹会是什么样子？继而从小小的原子联想到遥远的宇宙空间。
学校要求学生在大学期间完成一个研究项目，寒春选择制作“云室”。除了在课堂学习理论；课余还去校外找老工匠学习使用车床和铸造零件；此外，她还去康奈尔大学观察云室是如何运作的。那里的加速器研究教授和研究生们非常喜欢寒春，热情地教她使用制造云室的器具。到了大二，寒春则设计和制作出了自己的云室。
大学三年级期间，寒春被告知，这里的大学课程已经把相关的核物理的知识都教授了，下一步她可以去读研。寒春立即申请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但未被录取。那里的朋友告诉寒春，物理系的“大人物”只是因她是女性才不录取她。寒春感到受到了打击。
22岁的寒春风华正茂，散发着天然优雅与自信。而骨子里是的倔强和豪放。她对男女不平等十分不满，同时不屑女性的过度打扮和矫揉造作。大学毕业典礼应当以正装出席，母亲卡玛丽塔为此带来一双高跟鞋，让寒春穿上。穿着高跟鞋的寒春很不自在，十分难受。典礼刚一结束，寒春立即脱下一只鞋扔到远处。她不顾母亲的呼喊，接着又脱下另外一只扔了出去，并转过身对母亲说：“这就是我对穿高跟鞋的看法。我绝不会再穿它们了。”
这是寒春一生中仅有的穿高跟鞋的经历。
第一次考研的挫折没有难住寒春。1942年夏天，寒春入学威斯康辛大学，并获得奖学金。作为义务，她必须在系里的两个实验室辅助授课。最让她头疼的是，研究生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但不许女性加入。
1944年某个时间，寒春陷入困惑，她发现，自己的同学一个又一个消失得踪影全无。悄悄地，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解释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寒春预感到这隐含着巨大的秘密。终于有一天，寒春收到一封来自康奈尔粒子回旋加速器小组同学们的信和表格，介绍说他们正在忙于一个军事项目，问她是否有兴趣加入。寒春喜出望外，迅即把收到的表格填好，寄回。不久，一份通知就寄到寒春身边。寒春把寄来的通知给学校主管看，主管也很兴奋，因为战争时期，美国各高校最好的学生都被召集参加军事项目。学校很乐意把自己的优秀学生送出去，除了有助于赢得战争之外，还可以为本校争光。主管破例安排了一个“寒春硕士论文答辩会”，并以寒春大学二年级威尔逊云室硕士毕业的论文为凭，授予寒春硕士学位。于是，寒春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报到，参与国家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这是最尖端的理论和实践项目-原子武器研究及制造。
而当寒春知道这个项目的机密之后，在项目结束前就不能随意出去了，但又不知道这项目会持续多久。不久，那两个将她从威斯康辛地下室召唤过来的家伙霍洛维和巴切尔找到寒春，将她带到一个密室，告诉她：
“这里的工作是用铀和钚制造原子弹”，他们还说：“我们不叫它炸弹，叫它小玩意儿。”这是寒春惟一的一次听到“炸弹”这词。
第二天，工作人员给她分配了一个营地里的房间，并指给她军用食堂所在，同时给了她一个写有“H44”的白色徽记。职员脖子上佩戴的徽记分为两种颜色——白色和蓝色。白色的是科学家，而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那就可以阅读所有机密文档；蓝色徽记的是军方工作人员，机密等级就要稍低一些。
试验场位于一个高地顶部，约有一英里宽，按工作类别划分为不同的大区域。科技区包括巨大机床厂房，里面有成排的车床和磨床。另一个区域是负责爆炸研究，因为当“小玩意儿”最终制造出来时，需要有正确类别和适当数量的炸药将之引爆。
寒春所在团队是制造第一个浓缩铀发生器。因为实验非常危险，所以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峡谷里工作，如果发生严重意外，其它人员就可以与大爆炸隔离开来。在营地顶部一栋建筑的墙上有一块木板，上面挂满峡谷研究组的车辆钥匙。早上上班时，他们只需随便抓个钥匙驾着卡车或汽车下去。寒春则另有发现，她可以顺着边上的岩石走下去，而不必麻烦地使用车子或钥匙，因而时常和他人在山谷里相遇。
在洛斯阿拉莫斯，著名科学家费米（Enrico Fermi）是研究团队的总负责人，团队的任务是制造第一个浓缩铀发生器。寒春和同事鲍勃?卡特（Bob Carter）负责高能反应堆的工作。反应堆开始运行后，他们负责清理反应堆产生的毒气。当时还不完全了解辐射对人体的危害。体检时，寒春的红、白细胞数都明显偏低，大家认为是过量的辐射所致。
费米安排寒春的又一项工作是管理盖氏计量器，寒春觉得枯燥无味，心情郁闷，以致出现不正常的测量数据。费米仔细检查发现，是寒春工作不专心造成的。他没有严肃批评寒春，而是与年轻人有说有笑地称其为“寒春效应”。但寒春却理解到数据的重要和问题的严重。
快速反应器组用钚作为内核，研究组对钚进行各种试验。一次，哈默尔（Hammel）将一些钚放到水里，然后将水倒掉，钚立刻变成紫色，开始了核裂变！哈默尔迅速放下东西，吼叫着让大家离开。哈默尔被送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活下来了，但头发分明掉了不少。
快速反应器继续使用钚进行试验。由大量氢原子组成的石蜡可以将中子反射回中子源，试验组就用石蜡将钚包起来观察钚的反应，这是危险的试验，他们称这样做是“摸老虎屁股”，并议论着核裂变的临界点在哪里，核裂变是否可能引爆整个地球的大气层等命题。
有一天，哈里?达里安（Harry Daglian）把钚上的一片石蜡碰掉了，钚变成紫色，哈里?达里安立即双手麻木。寒春马上开车送哈里安去医院抢救。一个月后，哈里死了。他是原子辐射的第一个受害者。
这是危险与前沿的工程。寒春，也成为第一个参加核武器制造的女科学家。
言传身教，诲人不倦。费米（1901-1954）是寒春最尊敬的老师。
费米的渊博知识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寒春。
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有一天，费米把寒春叫到办公室说，我们该写论文了。费米口述，寒春记录，交待寒春回去写。寒春不知道怎么写好，就把记录整理出来，交给费米。费米稍作修改，交给寒春去发表。署名时，第一作者是寒春，第二作者是费米。40多年后的1991年，寒春回洛斯阿拉莫斯与同事们相聚，寒春把这事说出来。大家笑着说，直到今天才真相大白，并赞叹费米的高风亮节。
寒春跟随费米学到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寒春晚年回忆这段时光说：“费米是一个完美的老师，能从实用角度理解各种最复杂理论。他毫不犹豫地砍掉大量不重要的冗繁细节，把抽象的物理学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只有真正懂行的人才能够将事物表达得这么简单，连门外汉都听得懂。”
原子弹震动
紧锣密鼓，时机已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于1945年7月16日进行。
由于寒春和卡特主要负责高能反应器，他们本来不必留在阿拉莫戈多试验场，这会错失近距离观察实验的机会，这是寒春不能接受的。幸好，金·克斯特和其他朋友给寒春和卡特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标明了如何到达距离爆炸地点25英里外的一个小山，在那里可以在安全距离实地进行观察。爆炸之前的周末，寒春去看望了仍然在奥本海默小屋里度假的妈妈和姐姐。由于被要求严守秘密，忠于职责，寒春只是偶然对姐姐珍提及，如果她在16日早上很早很早起床，也许能看到某个奇特的东西，而没有透露其他任何内情。
卡特有辆摩托车，而军方工作人员斯基茨有辆双座敞篷车，他们一行四个人驾驶这些车辆，在七月的那个下午悄然来到了阿拉莫戈多沙漠，在离军事基地最近的小镇等到黄昏。其间，有军用吉普不断来回巡逻，他们只能关着车灯静候。
他们已经到达地图上所标示的山岩，就把摩托车和汽车藏在灌木丛下面，踮起脚往南方遥望。试验时间定在午夜。午夜来临，又过去了。南方像墨一样黧黑。他们不时感到有点雨丝飘洒，又旋即消散。
东方的地平线渐渐发亮，黎明到来了。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突然，天空骤然全亮，不知道光从哪里来。寒春感到好像是从海底生起。霎时宇宙间都是耀眼的光芒。慢慢地，又像有个磁铁吸收，这些光亮猛地一下就缩回到那个紫色的云团里面去了。就像燃烧的巨大油桶，外面黑色、里面紫色。那是有毒的致命的颜色啊。那东西继续上升、往上升，顶上应当是极度高温，因为它把云层都蒸发了，天空只留下了一圈完美的蓝色。那东西径直向上。圆柱的顶端像是个积云，有着日出般的颜色，红蓝交汇，而最底部还是夜晚，沸腾的紫色的留在最底部。
空中十分耀眼，依然万籁俱寂，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那声音难以置信的尖锐。它来自25英里开外，怎么会这么迅疾！冲击波之后，声音一段时间后才到达寒春他们的观测点。整个大地剧烈震动，回声前后激荡。由于山谷两面是山，声音一直回荡不断，如巨雷隆隆作响…
强光，巨响，高热，辐射，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了！
由于亲身参与这项工程，寒春和朋友们激动异常，两年来头一次放开大声讨论。然而环顾四周，寒春发现并不只有他们在这石山上，还有十几个人夜里也藏在这，他们来自基地的其他部门小组，都是按着他们有的那个路线图来到了这里的。
科学家们知道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1945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尽管已近尾声。日本军国主义还在困兽犹斗；曼哈顿的原子弹试验已经成功。主流舆论希望给日本以毁灭性的打击结束战争；科学家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创造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希望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看它威力如何；美国军方一些人甚至担心战争结束前没有机会使用自己的新式武器。综合上述考量，继任罗斯福总统的杜鲁门决心对日本使用核武器。
为了观察原子弹的全部效果，军方预选了三个日本城市作为投放目标：广岛、小仓和长崎。所以最后没有轰炸小仓的原因是，小仓上空有太多的烟尘，不利于美国空军确定目标”，寒春后来如是说。
1945年7月16日，美国巡洋舰“印地安纳波利斯”号极为秘密地驶往太平洋波涛中的天宁岛，它所装载的一个方块形状的“特别物资”，无疑比整个战舰还要重要--这就是一块铀235材料及其配套的原子弹金属外壳(原子弹估值当时在20亿美元以上)。当时舰长并不知道内情，他得到的命令是:如果遇到危机，宁可放弃战舰也要用小艇把那块“物资”平安运到。
到达天宁岛后，特别物资”被放置在一个直径45厘米、高60厘米的铅筒内，由两名卫兵日夜守护。8月2日，杜鲁门总统发出可以对日本空投原子弹的命令。8月5日，技术人员把铀块固定在弹壳内，组成一个长3米、直径0.9米、超过1吨重的完整的原子弹。军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置在一条挖好的壕沟;接着，B-29轰炸机缓缓开到壕沟上方，再缓缓地打开舱门，原子弹又是缓缓被吊起，牢牢地固定在机舱—整个过程不容许丝毫马虎和差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件威力巨大的恶魔被命名为“小男孩”-一个美好动听的名字的。空投前的“小男孩”接受了美国飞行员恶作剧的打扮—蓝色的铁皮上胡乱涂抹上嘲骂天皇的粗鲁词句，还有著名电影明星丽塔·海沃思满面春风的美人图。
当地时间凌晨8月6日2时40分，保罗·蒂贝茨上校率领的“恩诺拉·格”机组腾空起飞，技术人员在空中完成最后一道安装任务--艰难地接好起爆的炸药和引信。气象飞机对九州进行一番探察之后确定了目标。8时14分,日本广岛上空掀起了震惊世界的爆炸和强烈冲击波……火光冲天，烈焰万丈、惨绝人寰。13万生灵在刹那间惨死，包括关押在广岛监狱的一些美国战俘。3天后，长崎遭到了与广岛同样的命运。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显然与原子弹轰炸有关。
不错，一些政治家和许多人都不认为是原子弹决定了日本投降和二战终结。但原子弹毕竟有着明显的震慑作用。它改变了战争的进程，震慑了日本皇廷，震动了海陆战场，它替代和减少了步步围攻给美军造成的伤亡，使得日本决策者没有选择地举起了降旗。
罹难者的血泪控诉作证，浩繁的历史档案作证，原子弹的破坏是多么惨不忍睹，骇人听闻！它是战争的极端，是人类的悲哀。在塞班岛的几乎所有纪念物上，人们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和各国人士对原子弹的谴责、遗憾或反思。但是，一个首恶的国家或民族的是要受到惩罚的。不幸的是，这种惩罚往往落到民众头上，而战犯却有可能躲避惩罚。这是战争的残酷，也是对发动不义战争的国家和民族的警醒。
原子弹对美国和世界科学界也是巨大的震动。洛斯阿拉莫斯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些科学家想从军方手中夺回他们创造的这个怪兽；有些科学家甚至主张再使用原子弹去征服正在膨胀的苏联；有些科学家则回避政治问题，想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
寒春，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的参加者唯一的女科学家，有着独特深沉的思考。
1945年8月23日，克里希（R. Chrisy）等9位科学家联名发出通告：
8月30日上午在2号剧院开会，请同意下述观点的人参加会议：有强烈意愿要组成一个科学家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要目的是将科学技术进步用于有益于人类的地方。关于未来原子能使用的意见正在制定当中。科学家们有必要成立广泛的组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寒春和很多同事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天晚上，他们组成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目的是争取平民对原子能的控制权。
新成立的协会定期聚会，讨论当前问题，制订行动计划。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原子弹爆炸后熔化的沙子样本，将之命名为天地人晶石（Trinitite），由寒春把它压进透明塑料盒子里，寄给美国人数较多的几百个城市的市长，并附上字条：“你们希望自己的城市变成这样吗？为平民控制原子能而奋斗。”
后来，寒春2009年访问日本，手里拿的还是1945年核爆炸熔化的沙子样本。
至今，尽管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还有争论，但原子弹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并威胁到人类安全是不争事实。这使寒春心痛如绞，耿耿于怀。其出发点无疑是世界和平和劳动者的利益。
二战结束不久，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协会解散了。一些人回学校学习或教书，一些人继续从事研究。正在寒春郁闷之时，芝加哥大学的艾莉森（Allison）和费米一起创办了核物理研究所。费米对寒春说：“你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呢？”艾莉森给了寒春一份加速器助教的工作。就这样，寒春又进入核物理的尖端领域。
这个核物理研究所学术氛围很深。费米组建了一个晚间学习小组，晚饭后，小组成员聚在一起研究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物理学问题。这个被费米称为“娃娃物理学家”的小组成员有寒春、欧文?张伯伦（Owen Chamberlain）、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丽安娜?马歇尔（Leona Marshall）还有一位杨振宁，来自中国年轻的才华初露的科学家。
核爆炸成功之后，寒春不仅获得了奖学金，而且有了一间大的办公室，同屋的是当年在飞机上记录和拍摄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实况的同事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寒春期待着不断创新的研究工作，并准备1948年参加博士学位考试。
但是，寒春对这个项目越来越封闭十分困惑不解。例如，他们的加速器试验室需要重水，但是一点都无法得到。而学校大厅对面一间屋子里就堆满了成箱的重水，这些重水都要运往国家核物理实验室用于军事实验。
寒春还看到，当年一起为争取平民控制原子能而呼吁的科学家们，都忙于发表各自署名的论文，而且互相嫉妒。接着一个重要发现：自己的课题经费原来是海军提供的，这让她难以接受，那是一种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感觉：“你拿了海军资助的奖学金，就得听命于军方。”良心不允许寒春继续，这违反了自己的初衷。献身纯核物理的理想动摇了。寒春下了决心，离开自己心爱的物理科学研究，尽快去中国看看。当然，如果在中国所见所闻也不满意，再回美国完成学业也不为迟。
正当前程远大之时，年轻物理学家的人生之路突然调转船头，转向东方，驶向中国。
二十年后，1964年十月，当中国成功试验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美国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才发现第一位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女科学家寒春在中国，认定是寒春把核秘密带到中国。经过一番详细地调查确认，寒春早已远离了核物理而始终与牛为伴。中国人的原子弹完全是自主完成的。
寒春与杨振宁
寒春和杨振宁是同学同事，尽管两人后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位是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一位是卓有成就的畜牧和养牛专家。
杨振宁1922年10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45年考取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在恩利克·费米核物理研究所学习、工作。寒春正好也在那里。
杨振宁清楚地记得，他和寒春是1946年月1月2日认识的。二人同修的费米的课程。那年秋天，两人又同在阿里森（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作论文，寒春前脚到，杨振宁后脚来，同在一室做实验，就更加熟识了。
杨振宁头脑聪明，但动手能力不够。和善于动手的寒春比就更相形见绌。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到新中国，和寒春在山西大寨不期而遇。寒春见老同学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差点儿把我给电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杨振宁回忆，“那时我们同在一个在实验室当学生，Allison教授要建造一个40万伏的加速器，那个加速器在当时算是不小的了。那里有很长的一个管子，实验室有两间房子，一间是加速器，一间做研究工作。控制系统在研究室房间里，寒春在加速器那边，站在木质平台上，手还抚在圆形表面上。正在这时，我走进实验室，没有看见平台顶端的寒春，无意中拧开旋钮，40万伏电压致使平台表层烧穿，电流狠狠地撞击了寒春。幸亏寒春是手背挨着半球，电击瞬间，肌肉条件反射，手离开了半球，人也退了几步。所幸没被电死。但胳膊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疤。
杨振宁说, “我不应该把电极弄上去了，电压陡然升高，差点儿把她电死。”
杨振宁回忆说，我在那个实验室一年半就很“出名”了，原因是笨手笨脚，凡是出洋相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我搞出来的。当时实验室有一句话：Where there is bomb，there is Yang，就是任何一个有“爆料”的地方都有杨振宁。不过大家对我都很友好，因为我缺少做实验的经验，比如说是用什么改锥做什么事情，我不晓得。一天，Allison说：我们这个加速器要有一个冷却设备，需要用管子，要把管子从这个地方通到那个地方。我问寒春，管子在什么地方？她说在地下室里有个地方专门存放管子。我一去，果然看到有大大小小的管子，我拣了一个很长的管子。管子需要弯过来，我把那个铜管一弯就弄扁下去了，怎么弯也不行。我又去找寒春，她说有个工具，一个圆圆的东西，借助它弄起来就很顺手。像这样的事情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没有经验，我搞得不好，是因为我没有动手实验的细胞，常常弄出很可笑的事情。不过我考试的成绩很好，所以大家对我的态度还好。
杨振宁还记得是1947年春天，寒春跟他说：“Frank（杨的英文名字），你能不能教我中文？”我说：“好！”我就教了她一些中文，有口语的，也有写下来的话。寒春说，第一句先教的是“这是一支铅笔。”这情节使她记了一辈子。
1948年3月，寒春对同事们说，她要到共产党的中国去。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寒春是费米的主要助手。费米当时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测量原子铀的临界质量。那是费米和寒春合作测量出来的，这是个关键性的实验。原子弹又是高级机密和敏感的事情。所以，此时寒春要去中国，确是非比寻常。作为寒春的导师，费米、艾利森、泰勒都来劝寒春不要去战乱中的中国，不要去延安。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向任何人走漏一点风声。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告密，寒春就走不成了。这些科学家的想法是：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的东西，哪怕是与己意见不合。事后，中央情报局找艾利森调查寒春情况，艾利森对他们说：“这关你们屁事。”
寒春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才明白寒春前些日子为什么要他教她讲中国话。当告诉杨振宁自己决定要远走中国时，寒春有些激动，轻轻哭了一小会儿。尽管已经下决心离开，她仍然有不舍之感，长期为之奋斗的博士学位考试不能参加了。她又骑自行车到香槟分校，向曾经在伊利诺斯大学一起上学的鲍勃·卡特告别。
在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天晚上，费米跟他的夫人为寒春开了一个Party，请大家参加，费米还送给寒春一个照相机。这相机一直跟随在寒春身边。
寒春出发了，踏上遥远的中国之路。还是杨振宁，借了一辆旧汽车，把寒春送到火车站。
纽约挥手一别，半个世纪过去，寒春和杨振宁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得到不同的评价和荣誉。寒春阳早夫妇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无私奉献，改善民生，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受到极大尊敬；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世界瞩目。他也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在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沟通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1997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
怎样看待寒春的牧场、牛、牛奶与杨振宁的物理学和原子弹？似乎不可类比又可以对照。
人类需要奶牛、牛奶，这是生活必需之物。服务大众，善待人生，功莫大焉：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需要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利用核能。但人类并不必需要原子弹、核弹等杀人武器。从战略利益看，中国需要拥有核武器，也需要奶牛。
各有千秋，各具辉煌，兼有利弊，如此而已。
后来呢，在中国，在北京，杨振宁和寒春两家保持着友谊和来往包括节假和生辰的问候和聚会。
只是，一个人高科技，一个人搞养奶牛，井水不泛河水。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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