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红极一时的“显学”——太平天国史，在今日渐渐淡出史学研究的舞台中心。
但在这样的相对冷淡环境更能让学者静心思考其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的《太平天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论著。
本书研究太平天国的基层历史，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过往研究的空白。
这部论著恰恰是用扎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以及精密的考证来将诸多感性层面的认识提升到理性层面的高度。
正如作者在绪论所言：“传统上，民众响应和支持太平天国被认定为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主流。
要与此商榷，必须研究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对立层面。
否则便无法全面认知太平天国在瞬间烟消云散，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源。
” 研究范围与研究问题 通览全书后，深感本书最难处理的便是它的范围确定与概念界说。
太平天国自占据南京到攻占苏浙期间，除了少数关键据点外，其统治区是极不稳定的。
江西、湖北、安徽等诸多地区长期陷入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太平天国在这些地方始终未能建立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更谈不上建立系统的地方基层管理体制。
具体到反对太平天国的民众运动而言，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十多年中，其统治区内各种对抗性的民变层出不穷：既有政治上的立场对立，也有经济上的利益冲突，甚至还有文化上的针锋相对。
这就使研究者近乎无从下手。
因为如此错综复杂的内容对应的是异常庞杂的史料，其历史脉络之多、篇章结构之大远非一本论著可以完成，而且要想在如此庞杂的事件中寻觅出简洁的历史线索并得出简明扼要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
正因如此，作者首先就规定了研究范围，这是该著能够成功的关键。
论文虽名为“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研究”，但是细细阅读，似乎更可以命名为“太平天国后期统治区民变研究”，即从经济因素入手，着眼于太平天国攻占苏浙后产生的民变问题。
“研究区域：偏重于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效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江南；研究时段：瞩目于太平天国的后期；研究对象：框定于主要由经济肇因，带有自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民变类别。
”如此一来，研究范围就空前缩小，使得课题具有可操作性。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便是作者对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这是该著能够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
作者在绪论中专门开辟一节“概念界说”，对“民众”“民变”“民团”“江南”“士绅”进行细化界定。
作者虽然研究的是太平天国统治区中的民变问题，但他却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具有相当宏观的社会史视野。
该书重点探究的有五大问题：一、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表现及影响；二、太平天国失败的社会因素；三、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历史地位；四、民众与革命的关系；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总的来看，前三个问题关系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深层原因，而后两个问题则极具现实意义。
聚焦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在具体研究上，作者从时序数量、地域分布、人员构成、民变成因、调控应对等五个方面着手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并对过往的传统观点提出独树一帜的认识。
在时序数量一章中，作者通过系统分析太平天国辖区70起民众自发的集体行动，得出的结论是：1860年代是民变频发的时代；1861年则达到了顶峰。
作者重新解释了传统论著大为表彰的“着佃交粮”问题，揭示了太平天国区域粮食租佃并交的事实。
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民变，正是因为借助传统地方实力派（如乡绅、胥吏）进行了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导致了民众的心理落差，并且出现了“过度干涉租佃事务和业佃关系的误差”。
在地域分布一章中，针对苏南和浙江之间差异，作者分析背后的因素为“这与太平天国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干预介入程度有关”。
简单而言，太平天国在苏南统治较为巩固，以恢复传统经济模式为主，民众运动仍然是以反对征敛为主的传统形式民变；但在浙江统治很不稳固。
在人员构成这一章中，作者则重点突出了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领导者与传统时代民变领导人之间的身份差异。
太平天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民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士阶层纷纷加入反抗群体。
但作者反对孔飞力先生所提出的绅权扩张说，反而从另外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一方面他们本来在传统地方社会事务中掌握主动权，领导民众运动是他们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权力被压缩或形成利益冲突，绅士才被迫出面抗争，绅士抗争的目的是维护既得利益或要求合理权益，权力展现和扩张不是第一位；但绅士主动领导地方军事武装，造成地方军事化，影响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控制，则属另类情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举动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意在约束并重新压缩已被释放的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
如此看来，传统观点上清朝中期绅权扩张说就变得复杂了起来，甚至清政府的最终命运也与双方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这也使得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权力关系值得我们更深入思考。
在民变成因一章中，作者又详细划分了四个方面：类型区划、抗争对象、特殊变乱和动员模式。
在此章节中，作者指出要正视太平军军纪的问题，并且总体上1860年后的军纪较之前大为下降。
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具体案例，对民变进行了细致的微观考察，认为“它们反映了民众求生求安的朴素初衷，即抗争内容基本是与民生相关的经济问题”，最终得出“经济因素是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形成的共同根源”的结论。
在调控应对这一章中，作者则重点分析了太平天国调控预防的十大政策与应对民变的策略。
在太平天国统治民众、调控预防的问题上，作者将之总结为“天国十策”，但紧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太平天国并不能真正执行好这些调控策略。
在结语部分，作者在总结前面五章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开篇五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可归纳为先天性、后天性和心理因素等三大层面。
通过太平天国内部民变因素的深入研究，作者一反过往太平天国中衰于天京事变的定论，而将转折点定于标志性的1860年，从而得出了“太平天国在挫折中发展而又在发展中倾塌”的新论。
关于民众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作者大胆地质疑传统学说，即农民天生具有“革命性”的特点，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农民对革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面相，“所谓农民天生的‘革命性’大多是在后天激发出来的。
农民参加革命还要考虑农民阶层的主观愿望，两者之间的利益未必完全协同一致，应辩证地看待被裹挟进革命浪潮的农民的命运。
”太平天国虽然也有部分对农民利益的关照，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并未真正深入持续地关注农民，因此没有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造成农民阶层的分化”。
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则需要从民变成因和太平天国政府应变两个层面总结。
其可取之处在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以及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
但太平天国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教训：首先是这场运动未能超越旧式民众运动的极限，其次是没有建立统一有力的政治权力机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失去了民心，这也是其失败的根源。
综而论之，本书用极为扎实的史料与数据考察了太平天国苏浙统治区此起彼伏的民变运动，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纵览太平军与清军十多年的激战，太平军在六十年代之前常常得胜，但六十年代后形势便陡然逆转。
其背后固然有湘淮军的加强、外国势力的干预，但是其内部失败性因素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旦丧失民心，再多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挽救天国最后覆灭的命运。
不足之处 正如史学泰斗茅家琦先生在序言所言：“人的认识具有相对真理性，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辩证发展的过程。
”本书仍然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或者深化的问题。
首先是茅家琦先生所提出的研究对象问题，他认为无需介意民变究竟是否具有明显的政治权力意识或者诉求，而且地方人士主动组织的防卫武装（即民团）同样可以纳入民众反抗太平军的案例之中。
笔者认为茅先生的观点是极有道理的。
许多政治性的反抗同样是民众反抗，更何况许多因太平军“打先锋”以及政治腐败导致的民变本身天然就具有政治反抗性，而不仅仅单纯是经济因素的诉求。
但是笔者上文也曾分析，如果作者将民团问题与政治性因素都考虑进去，研究范围与材料就会空前扩大，因此本书主要研究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民变问题。
当然，这就使得政治性诉求以及民团问题变成了一个仍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其次则是作者所强调的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程度之间的关系。
他的观点是愈发深入，民变爆发愈严重；与之相对的清王朝则较少干预地方具体租佃事务，不偏不倚地充当调解人，民变相对较轻。
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自然很有道理，但是将太平军统治下的浙江地区与苏南地区相对比便出现矛盾了。
因为根据刘晨的研究，太平军在浙江引发的已经不是民变了，而是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换言之，太平军根本没能在此地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而苏南地区却与之不同，太平军在此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秩序。
二者似乎难以比较，毕竟苏南地区国家权力渗透基层引发的是大量民变，浙江地区权力未能渗透引发大规模暴力民团。
较为合适的对比应该是与清王朝同一地区不同时段或同一时段不同地区管理方式之间的对比，这样方能凸显国家权力渗透与民变问题之间关联。
最后则是文章编排问题。
一些史实形成了重复，章章节节都重复提及难免陷入堆砌史料的窠臼之中，给读者阅读带来不小的困惑。
笔者以为，作者或许可以在案件首次出现时加以系统论述，之后的论述即可一带而过。
如此一来，各章节内容相互映照，既可以节省篇幅，又可以使行文更加流畅，中心思想更加突出。
当然，这些商榷性意见仅是白玉微瑕，并不妨碍本书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纵览本书的选题立意、史料应用、内容结论以及研究方法，正像茅家琦老前辈评价的一样：“这本书是太平天国史领域近年来较为少见的优秀研究成果，推动了太平天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 （作者：丁国宗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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